周恩来与我的爸爸柯庆施
作者：柯六六
我熟悉敬爱的周伯伯
我初次见到周思来伯伯是在八、九岁时。那天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演出淮剧，我坐在周伯伯身边观看演出，他和蔼地问我：“你能听懂扬州话吗”？
我告诉周伯伯，我从小就能听懂，因为家里的保姆就是扬州人。
周伯伯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江苏淮安，位于长江以北，淮剧是家乡戏，他从小就喜欢看……
由于是冬季，也由于紧张，我的手冰凉。周伯伯关切地握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觉得冷？周伯伯把我的手握在他温暖的手心中。
剧场休息之后，周伯伯又回到我的身边。我替他将座椅翻下，请他就坐。
周伯伯对我这个小女孩郑重地说：“谢谢”。
我从此便学会了这句礼貌用语，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不论长幼尊卑都不忘记说这句周伯伯教我的话。
有一年春节前后，党中央在广东召开会议。与会者们去从化温泉小住。爸爸柯庆施从海南岛视察回来，与从广州先期到达的妈妈于文兰和我们4个孩子相聚在从化。那天下午，我陪刚刚抵达的爸爸坐在门廊休息，爸爸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我，打开一看，是我从没见过的美丽的海南相思豆。我正欣赏红豆时，周伯伯和邓妈妈漫步走来看望我们。周伯伯和爸爸谈了了会儿话，忽然问在座的妈妈：“大于，你是不是满族人”？我奇怪地注意听着，从来不知道妈妈不是汉族人呀？
妈妈笑了，说：“总理真是好眼力！我正是满族人”。妈妈后来十分佩服地对爸爸说：“总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真是见多识广啊”!
在从化的那几天，我们住处的客厅每天下午都放电影。小弟胆子小，不敢看电影里的打打杀杀，所以每当关上灯要开映时，他就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为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孔原叔叔特意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吸引住小弟。小弟很爱听故事，但必须是在关灯之前。孔叔叔的故事讲得再好，只要灯一熄，他拔腿就走出放映厅。
周伯伯来看电影，他听说小弟的趣事之后也笑了，他亲切地搂着小弟说：“这没有什么，长大一些自然就不怕了”。
一次，爸爸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妈妈带我和小妹随行。过春节时，邓妈妈请我们女士们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饭。北京饭店离中南海很近，乘车不一会儿就到了。车子驶进中南海，在一座院落的门外停下来。这就是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西花厅。西花厅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邓妈妈站在门前正在等候我们。周伯伯家的客厅不大，木结构的窗前摆着一套沙发，立式灯的灯罩上挂着一长串彩色的纸鹤。邓妈妈告诉初次见到纸鹤的我：“这是日本友人送给周伯伯的，日本有用纸鹤祝福的民俗”。
周伯伯回家了，他说不能陪我们吃饭，一会儿还要宴请外宾。他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我把刚用糖纸折成的小扇子、跳舞的小娃娃、长颈鹿等拿给他看。
周伯伯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将这些小东西在茶几上摆成一排，然后边看边微笑地点点头：“不错，物尽其用，把原本要丢掉的东西做成了工艺品”。
邓妈妈的家宴是四菜一汤，我最爱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小窝头。饭后邓妈妈带我参观周伯伯的办公室。书柜中的两张黑白老照片使我驻足。一张是邓妈妈搂着毛主席女儿李讷的合影，两位都是一脸甜美的微笑。一张是周伯伯与邓妈妈早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他们很年轻很英俊，在草地上相拥而坐，幸福的神情令人羡慕，令人感动。
邓妈妈见我久久地注视这张洋溢着美妙青春气息的照片，笑着说：“这张相片太解放了”！
邓妈妈送我一本莫斯科风光摄影集，说：“听说你喜欢摄影”。
我那时正拜上海的摄影师徐大刚为师，学习冲洗放大照片。
邓妈妈待人周到又细心！她还送我一块丝绸方巾，浅玫瑰红的底色，缀着玉色的圆点。邓妈妈说这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送给她的礼物，转送给我。我一直使用这条漂亮的丝巾，每当它温柔地围护在我的颈上，就感受到了邓妈妈的亲切温暖。人去物在，深情常驻。
妈妈从来不参加爸爸的外事活动。有些外宾不禁询问：“柯市长有没有夫人”？
不出头露面，是妈妈一贯的作风。直到年1月，周伯伯亲自做妈妈的工作，要求她以上海市长夫人的身份，参加对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国宾接待工作。
从此，妈妈开始陪同爸爸接待来沪的外宾，大多是党宾，一般不公开报道这些外宾的来访，如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妈妈对她参加外事活动，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报纸上刊登她的名字。这个要求得到周伯伯的批准。
60年代初，爸爸的身体不大好以后，妈妈有时陪同他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长女，虽然年少，妈妈还是把管理家庭财务的事情交给了我。我也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当起家来。
比如，每晚跟炊事员叔叔商量明天买些什么菜，每周结算伙食账等等。爸爸妈妈出差回来，发现妈妈交给我过日子的钱不仅没有超支，还有节余。周伯伯到上海听说之后，高兴地表扬我年纪不大就学会当家过日子。
同志情深意又长
爸爸很敬重周伯伯。年5月12日，爸爸正在杭州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周伯伯要来上海听取有关方面对万吨货轮“跃进号”在外海沉没的调查汇报。那天有浓雾，飞行条件很差。爸爸闻讯立刻动身，命令司机郝俊，一定要在总理的飞机落地之前赶到上海龙华机场，他要守候专机平安落地。
郝俊回忆：“首长向来不喜欢开快车，但是那天我的车速很快。开到后来，连警卫车都被我甩在了后面，不见踪影。当车子开到上海龙华机场门前时，总理的专机正从我们的头顶上方飞过。那天，我开创了从杭州到上海最短时间的行驶记录”。
爸爸常年抱病工作，年3医院，医生确诊他患肺癌，需要手术。
日理万机的周伯伯亲自坐镇上海。对爸爸的治疗工作做出了缜密的安排。医院一楼西病房看望爸爸，转达党中央批准进行平术治疗的决定，他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国内最优秀的胸外科专家、麻醉师、外科护理人员，医院参与治疗工作，他多次参加医生们的会诊，讨论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及万一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争取万无一失。
长期在周伯伯身边工作的卫土长成元功回忆：“年4月，总理为了柯老动手术的事，在上海参加过多次医生会诊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我站在门外听着，到现在还记得他们说癌细胞分几种形态，柯老肺部的癌变属于比较好治的一种。总理在上海开会，听汇报，亲自安排给柯老动手术的工作……对柯老的手术方案，总理研究得很细很细”。
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李建民回忆：“年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总理由长沙飞抵上海。当时柯老因病住院，总理为了柯老的病而专程来沪。总理一下飞机，就一直在谈有关柯老的病情，在车上谈，下了车也谈。医院看望柯老，参加了医生们的会诊，当天下午3时10分飞回北京向主席汇报。年4月19日下午3时，周总理再次由北京抵上海”。
下面是李建民于年4月21日写的日记：周总理在年4月19日深夜零点，让成元功把我叫去，亲手给我一封信让我送交给钱信忠部长，限20日晨6时正送到。当时钱部长住在衡山宾馆。我于20日晨5时前：将信交到钱部长手中，并转达总理的话，问钱部长：“还有什么要求”？钱部长说：“一切按总理的指示办，已经安排好，医院”。让我回去转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回来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很高兴（注：信中询问为柯使用的麻醉药的安全性）。4月20日晨9点，医院，在一楼东部等候柯老开刀的情况报告，3个小时的手术很顺利。戴辉副院长和护士朱英将手术中开出的东西拿到一楼东部来，给总理看过。下午1时45分，总理到文化广场对华华东工作会议作了指示。医院看望手术后的柯老，从医院出来，再去柯老的家中看望柯老夫人于文兰两志，目睹周总理认真负责、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对同志至深的情意，医疗小组成员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深受教育，永远难忘。
周伯伯在爸爸手术后第二天才离开上海。他在飞机上说，要把柯老的病治得特别好！回京后他也天天打电话询问爸爸的病情。
5月19日，爸爸住院期间，周伯伯因外事工作又来到上海，去医院探望爸爸。我医院里陪爸爸。当周伯伯和陈毅伯伯出现在病房门口时，爸爸十分高兴，要从躺椅上起身迎接，周伯伯忙上前紧握住他的手，不让他起身。
周伯伯微笑地说：“柯老！看来你恢复得不错”。他详细向妈妈询问爸爸的身体情况之后又对爸爸说：“我临来时，小超大姐要我问你好”。
我第一次知道了周伯伯亲切地称邓妈妈为“小超”，周伯伯还带来邓妈妈写给妈妈的亲笔信。
亲爱的文兰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收到了。知道柯老的病况和你和医生努力配合好护理工作，我很高兴。柯老病况主管机关经常报告中央，恩来同志得知后我也可经常知道，我们为他的手术顺利高兴，也为他手术后的治疗进行得好高兴。体力和心脏好一些，经过治疗休养慢慢能够恢复的，希望你和柯老都要耐心不要着急。在治疗休养过程中最要注意避免季节性和传染性的疾病，以防复杂化为要。恩来同志告我，这次你表现得很坚强，很好，但要你注意保重，健康是最重要的。前次病愈后，近日我又害了一次小病，现正在休养恢复中，顺告。
请代向柯老问好。孩子们健好！
邓颖超年5月18日
年7月12日，周伯伯在访问缅甸后回国的途中，在空中临时决定，飞机不到北京而是转飞上海落地，带着几箱热带水果，前来看望己出院疗养的爸爸。
在周伯伯细致周到的安排下，年7月15日，爸爸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赴北戴河海滨疗养。
年9、10月间，爸爸住在北京，周伯伯曾多次前往爸爸住的钓鱼台国宾馆、万寿路六所去看望爸爸，与他商讨有关原子弹爆炸等工作。10月6日晚，周伯伯到万寿路六所一号楼爸爸的住处，亲自接他一同去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
周伯伯到来时，爸爸妈妈正在准备吃晚饭，妈妈立刻起身请他同爸爸一起用餐。
周伯伯问：“大于，你怎么不一起吃”？
妈妈说：“总理，我不打扰你跟柯老谈工作”。
而实际上是餐桌上的菜不够三个人吃，爸爸即使是在养病期间照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允许在生活上摘特殊化，厨师小仇如果多做了一样菜，就会受到爸爸的批评：“心里面要有老百姓，他们的生活还不好啊，你怎么能给我搞特殊？我不吃，拿走”！因此，在爸爸的餐桌上永远是几小碟家常菜。妈妈习惯吃半饱，这样能让爸爸多吃一口。
妈妈来到厨房，小仇师傅只拿得出剩馒头，他想给蒸蒸热。妈妈说：“不用了，我就吃凉的吧，首长他们吃饭很快的，吃完了马上要出去”。
果然，等妈妈吃完了一只凉馒头走出厨房，爸爸和周伯伯已经用餐完毕。
周伯伯上了爸爸的车，妈妈坐的是周伯伯的车，一同驶往人民大会堂。妈妈看见周伯伯的车上有瓶牛奶，周伯伯的卫士说，总理是在接见了外宾之后赶过来的，如果不是您留总理吃晚饭，这瓶牛奶就是他今晚的一顿饭。他还说，总理经常连轴地工作，开会、接见外宾等等，往往忙得顾不上吃饭，只能趁乘汽车的那一会儿功夫喝瓶牛奶充充饥。而那一瓶冷牛奶，往往要顶到半夜。
妈妈心疼地说：“就是年轻人的身体也经不住这样长时期不间断的忙碌、操心与疲劳中啊”！妈妈经常对我们提起周伯伯废寝忘食、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感人事迹。
爸爸对周伯伯崇高无私的品德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十分敬仰。爸爸说：“周总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精神是我们的楷模”。
周伯伯或陪外宾或视察工作，会经常采上海，他提出，要住上海锦江饭店，他说住在这里比住招待所的楼房方便，不必单独为他配备服务人员了。
每当妈妈心疼爸爸的身体，对他说：“你一心只为工作，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爸爸总是回答：“总理比我辛苦得多，他要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太操劳了”！
年初，爸爸经过近一年的休养，感觉体力有所恢复。3月，在广州经过医疗小组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癌细胞没有扩散。爸爸计划要回上海工作了。
3月中旬一天晚上，我们4个孩子在上海康平路的家中已经上床睡了。忽然，爸爸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立刻起床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熟悉的声音，是邓颖超妈妈！
邓妈妈说：“六六，听公安部九局的同志说柯老准备回上海了，你周伯伯要我马上给上海打个电话问问”。
我说：“我们没有听说啊？爸爸还在广州，我明天让妈妈给您打电话好吗”？
邓妈妈说：“周伯伯很不放心，希望柯老不要急于回上海工作。柯老动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很不容易把身体调养得刚刚好起来。周伯伯说，要柯老再安心的休养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得更好些再开始工作”。
挂了电话之后，我马上打电话把邓妈妈的话转告给在广州的爸爸妈妈。妈妈后来告诉我们，爸爸得知此事后十分感动，说：“总理日夜废寝忘食无私忘我地为党工作，体贴入微地关心同志、爱护干部，心里唯独没有装着他自己”。
无中生有的“以柯代周”说
周伯伯对爸爸的关怀，表达了他对革命同志火热的感情。这无比珍贵的同志间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体会、理解与获得的。这种友情也不是什么人能够随意诋毁的。这种深厚真挚如同亲人—般的友情，只能在共同经历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工作之中，建立起来。周伯伯十分关心上海的工作，给予中共上海市委以巨大的支持与帮助。
年至年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周家鼎回忆：“柯老对中央工作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水平是很高韵，眼光很开阔，对中央的意图领会得很透，那时，讲综合国力主要是在上海。在上海研制火箭、导弹，我知道上海在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等等工作，是全力以赴的。总理很关心上海，经常去上海。柯老到北京开会时，就到总理这儿来。我跟柯老接触，觉得他老人家很风趣，很乐观，爱讲笑话”。
“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根据国力主张建设发展的速度要放慢，毛主席则主张要快一些。柯老根据上海当时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快一些。这在当时，是对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上的两种看法，不能说是谁反对谁”。
“年4月，柯老在四川成都生病，得的是胰腺炎。这种病很危险，总理很着急，毛主席和中央都很关心，总理立刻把北京的专家派去给柯老治病，由保健局长黄树则带队。柯老去世，中央感到损失很大”。
年4月20日，周伯伯在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多二点、好一点、省一点；一种是搞慢一点，差一点，就看你的条件和方针。
原任爸爸的政治秘书的蒋文杰回忆：“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老原来的发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准备批判经济建设里的‘少慢差费’。柯老一到北京之后，就决定不要在上海写好的稿子；从江苏代表团找了俞铭璜，另外起草发言稿《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开始后，讨伐反冒进的势头越来越大。在小组讨论时，有人说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来自中央。还有人把反冒进同‘右派猖狂进攻’联系起来，要求加以清算“。
“政治温度升高后，人们都在等待柯庆施的发言。有人估计柯会出一记重拳。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还有10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没讲。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中央办公厅常有电话来，催送柯老的发言稿去付印。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柯老在发言中谈的是劳动人民如何做文化主人的问题。柯老的发言避开了反冒进的问题，不接触反冒进的问题，就不会碰到周总理。柯老从来不反周总理。在政治风浪的面前，你们要看到柯老非常冷静的一面。柯老就是这样一位在政治高温中保持冷静的人”。
有一种说法：在年1月毛泽东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大有以柯代周当总理之势。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回忆：“我没有听说过要柯老代替周总理当国务院总理的说法”。参加南宁会议的李锐年12月8日在北京说：“在南宁会议上未看到有关‘以柯代周当总理’的文字记录，在会外，未听到有关的说法”。
周伯伯在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是否合适再任国务院总理的问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出席。邓小平将他拟的会议记录报送毛主席：“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周伯伯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
南宁会议上，毛主席称赞爸爸在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所作的总结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主席说：“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报告的是上海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
爸爸在报告中说：“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使我们对形势、对全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做各种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数，不致迷失方向”。
爸爸提出，上海今后的工作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上海工业实行技术上、组织上的改造，一方面要把原有企业的优点（因陋就简、协作灵活等）保持下来，一方面又要逐步采用新技术，合理调整组织，使上海发展成为化学工业、精密机械、仪表、屯讯器材、小型钢材、船舶修造，轻纺工业高级产品、各种文化用品和文化精制晶等现代化工业基地”。“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按时完成和提早投入生产，必须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浪费，保证工程质量”。
关于上海市委制定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八字方针，爸爸说：“一方面反对忽视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作用，不注意利用这个基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不顾全国的统筹安排和当地的具体条件，盲目大发展的思想。事实证明，这个方针，给上海的工作带来了朝气，推动了各个方面的下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他引用毛主席的话：“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为了加速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他再次强调：“要调动一切力量，组织生产建设高潮和学习文化技术的高潮”。他要求干部挤出时间加强学习：“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学习业务”。“扩大眼界，开拓胸襟”。
他提出，要改革现有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要从组织上保证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随着建设事业的大踏步跃进，应该下放的权力，必须坚决下放，以便广大干部得以大胆、主动地进行工作。某些现在看来应该修改或废除的管理制度，必须坚决改变”。“今后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继续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外，同样应当从经过生产锻炼的、同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
关于反右，他说：“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斗争”。
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他说：“群众的批评，千条万条，总起来说就是要我们改掉我们在工作上、组织上、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坏现象”。“我们的党，一不怕帝国主义，二不怕国内外反动势力，三不怕向自然作战中的艰难困苦，就是怕脱离群众”。
他要求领导干部们：“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动脑筋，多动手，亲自下去检查总结工作”。“不要把什么事都交给秘书代劳，不要只靠第二手、第四手不可靠的材料过日子”。“市委认为，应当首先规定每个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同志，每年应有4个月深入墓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直接帮助下级，取得经验”。“必须建立一个经常同基层联系的制度，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研究他们的主作，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想办法去解决”。“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干部经过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具有完全的劳动规点和群众观点，造成一支对劳动人民无限忠诚的能够经受风险的干部队伍”。
他要求对干部应以诚相待：“我们一定要懂得，帮助一个同志；一定要帮彻底，不要为他袒护错误。在他不觉悟韵时候，你袒护他，他会感谢你；但是等他因此而吃了大亏，或是觉悟提高了的时候，他就会怪你为什么在当时不帮他一把”。“我们决不能把同志关系庸俗化”。
在地方的党时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不是一件个人行为。这个报告经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讨论。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同志看过。胡乔木就阶级矛盾问题，加进一大段内容。他们看过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修改之后，要《人民日报》加编者按，于年1月25日全文转载。
据王力回忆：“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句”。
以爸爸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以高起点制定上海工业的发展规划：“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尖端产品的一个强大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在全体上海人民和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上海就完成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到门类齐全、综合配套的工业基地和科学基地的历史性跨越，工业产值翻了一番。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是满意的，对中共上海市委在爸爸的领导下的工作是肯定的。年1月4日，爸爸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难忘敬爱的周伯伯
年4月9日，爸爸在成都视察三线工作，因病去世。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为爸爸举行追悼会。4月11日，妈妈率4个子女，护送爸爸的骨灰乘专机到达北京。
周伯伯非常关心妈妈的身体。首都各界人士及外国驻华使节5万多人前去灵堂吊唁，负责爸爸悼念仪式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次都没有安排妈妈去守灵，只安排我和大妹妹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前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的爸爸的灵堂守灵。
邓妈妈向我们转达周伯伯的话：“党中央、国务院为柯老举行了我党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追悼仪式”。
年1月28日，原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回忆：“柯老去世后，一次周总理到上海来，在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时，他对我们怀念地说，‘现在，缺少像柯老这样一位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周总理还嘱咐我们，柯老是患胰腺炎去世的，你们上海要研究医治胰腺炎的课题”。
我们4个孩子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与帮助下成长的。
爸爸去世后，组织上每月发给4个孩子生活费，直到后来妈妈写信给党中央，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主动要求取消了这笔生活费。
年初，周伯伯来上海，专程到康平路家中看望妈妈和我们。他关心妈妈的身体，他记得我们4个孩子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询问学习与生活情况，周伯伯如同我们慈爱的父辈。
年1月8日，敬爱的周伯伯与世长辞。我随妈妈去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望着那熟悉、宁静、瘦削的面庞，我泪如泉涌。
为国为民做出丰功伟绩的周伯伯啊，您专门利人而毫无利己之念，您身穿旧衣家居旧房；您公务繁忙，时常无暇吃饭，连一夜的安稳觉都无暇获得。身后将骨灰都回归大自然。您一身浩然正气，将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都融入党和人民韵事业之中；您的高尚和您的宽广博大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固中极其珍贵而坚实的支柱，您在人民心中永存！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看见《参考消息》刊登的各国人民怀念周伯伯的文章，就止不住流淌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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